那些年的年
郭明亮
一进入腊月，村里那些端着苞谷糁碗坐在门墩石上的人就开始数日子，计算着娃考试剩几天啦？说腊八要吃臊子面；腊月二十要开始大扫除，提前打听哪里有糊墙的报纸。像预言家一样你说一句今年的肉会涨到几块钱，我说一句咱村里谁家的猪能卖不少钱。
进入腊月二十，村里的男人女人都开始忙乎，那时家家户户都是瓦房土墙，大扫除是极其复杂的活。就从我家说起吧，父亲从寺沟的土崖上寻找一种很干净的白土，气喘吁吁地担回来，泡在一个大缸里，用竹子做的大扫帚把家里的墙角角落落扫净，开始用小扫帚蘸着泡水的白土开始刷墙，家里所有的罐罐和小物件都搬到了门外的场面子。
大扫除完了，我们一家人又把那一大堆物件放回原处。墙面干了，母亲用面粉做浆糊开始糊墙，我们挑拣好的有图像的报纸递给母亲，嘴里还不停地说，这张报纸糊在我睡觉的头上端。虽然已经夜幕降临，场面子的电灯泡还亮着，对门的王叔还在紧张有序地杀猪。一群人直直地站在寒风中，看猪临死前的挣扎，聆听那无奈地嚎叫声，有人会不断地说，这个肥，这个猪大，估计肉更香。一口大锅，冒着热气，多少人心里想着，过年能多割几斤肉多幸福啊！
家里有一台缝纫机，母亲早早缝制好了我们兄妹几个的新衣，新鞋也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家带锁的板柜里。父亲借来一把推子，提前夜里通知我们，“明天要推头了，不要胡跑，推子要还人家。”那时我们还不知推头有一个雅称叫理发。推子总是不友好地服务，夹得我们头皮疼，我们就抱怨父亲，骂那推子，父亲不耐烦地嚷嚷，“有多疼，人家娃咋不喊呢。”我们就在冷风中使劲地跺脚叫喊着。
“别喊了，过几天就要蒸年馍了，今年包子不放萝卜了，全用大葱和豆腐包，再割些肉，让你们啃骨头，买两串鞭炮。”父亲的话起作用了，我们想到不吃萝卜包子了，还能啃骨头和响鞭炮，就强忍着疼任推子在头皮上游走着。从那一刻我们就期待着吃包子馍，啃骨头，可时间却像凝固了一样，让我们不断抱怨时光的缓慢。
包子吃了，骨头啃了，就等着年来了。老家没条件洗澡，母亲就烧一大锅开水，我们一家人轮流在大盆里洗身子。浑身发抖地洗自己的污垢，我们无法给孩子解说，当年身上的寄生虫事件，谁愿意身上生虱子啊！一年一件新衣裳谁还讲布料的质量，罩住旧棉衣棉裤那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我们的父母几乎是两年到三年才给自己缝制一身新衣。
大年三十村里的闲人多了起来，一个个笑嘻嘻地站在十字路口，大多数人议论阳郭的菜卖多少钱？崇宁的菜多少钱？还有人说渭南的菜多少钱？说完了就抱怨，“贵了就不买了，一样能过年。”我们的孩提时代没春晚，村里也没电视，许多人也没贴春联，认为贴春联是富人家的事。在我十五岁前父亲没给大门上贴过春联，他可能不想买那一张几毛钱的红纸，可也没影响我们喜庆的心情，一家人从三十乐呵呵到了正月十五。
我们最大的快乐是穿新衣响鞭炮。一大早起来，拿着在土炕上暖了一夜的鞭炮，全部拆成零散的，响一个从兜里掏出一个，快响完时就不舍得响了。看别人响，一群孩子在村里溜达，看谁家门口的鞭炮皮里有没响的鞭炮，你争我夺地撕打着。有时为了一鞭炮会发生战争，一个说我先看到，一个说我也看到了，生气了扔茅坑谁也别响。也不记仇，一会儿又嘻嘻哈哈开始说打链子枪的事……
每过三百六十多天，我们就要过一个年，现在物质条件普遍好了，吃穿不愁，可总觉得年少了一些滋味。年前没了那些热闹，年后走亲戚也不是一天一家，一天成了三五家，礼物一放坐几分钟就走了。真怀念那些年的年。
